中科院专项研究“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

（3）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作出行政处理。

另外，由于将在其他论文中详细探讨以下问题，因此请另行参见相关论文（山本前揭注[2]）． [28]参见山本前揭注[2]中[1]法学論叢一三三卷五号二一页以下． 作者简介：山本敬三，日本民法学者，京都大学法学博士，京都大学教授。这些学者担心，如果承认国家负有这样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会导致国家在声称保护自由的同时，出现滥用权力压制自由的结果。

以上是对栋居观点的高度概括性整理[8]。另外，侵权行为法中出现的保护法益，例如生命、身体、健康、名誉、隐私等人格权，同样基于宪法第13条的权利。而且，当向宪法法院提出的宪法诉愿时，该诉愿被认可的前提，必须是存在由公权力造成的侵害。尽管这样，国家仍然可以采取对私人侵害基本权利的情况持旁观者立场吗？保护个人基本权利不受他人侵害难道不是国家理所当然的职责吗？ 上述的问题，有可能会受到如下的反驳。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虽然说在解释私法规定的时候要考虑基本权利的价值，但是到底应该考虑到什么程度则并不明确。

高桥的该观点—虽然高桥自己没有提及—与星野英一的观点，即以超越宪法、民法的，类似于法国人权宣言的原理具有合理性为前提，认为针对国家承担保障的法律是宪法，而针对私人承担保障的是民法的观点相重合。不过，为了使此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具有合理性，其前提是必须说明国家侵害了被害人的基本权利。（3）爱的需要，指爱、情感和心理归属。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第339页。其集中表现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和其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以及2013年12月， 在保障人权、尊重法治的价值取向下，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很自然，因为一方面，我们重申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同时各种数据又在显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快速和极其巨大的成就。[7]扣除物价因素，这种增长速度和规模也是非常惊人的。

形成法治秩序和逐步扩大权利和自由，是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新时代在道德与法律关系方面的应有发展方向，是在较严格区分道德与法律的前提下，增进法律的道德化，减少道德的法律化，并杜绝公权力组织超越法定程序的道德法律化行为。这是我国往往从确定社会主要矛盾入手制定宏观方针政策的理论背景。

在这些方面，新时代的民主法治建设包括基本权利保障水平应该跟上经济发展水平。显然，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要，还包括更广泛的需要，而民主、法治当然在其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德国1956年的共产党合宪性审查案和2016年提起、2017年初宣判的德国国家民主党合宪性审查案，都涉及党纲与宪法的关系。其中所谓调整，主要指调整有关要素的相对地位和权重。

三、社会主要矛盾新表述可容拓展的法治中国建设空间 在这方面，我的基本估计是，十九大报告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空间。不过，从绝对的意义上说，社会现实的矛盾状况处在永不间断的变化过程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评估结论不可能也没必要不断随之做微调。以德治国不是由国家或准国家机关运用公权力制定和执行道德。[11]同前注〔1〕，第11页。

[9]同前注〔1〕，第11页。通俗地说，就是公权力、准公权力机构超越宪法法律运用道德，执行道德。

在这个逻辑下，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必然和只能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生产更多物质文化产品。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都有依法定程序转化和超越法定程序转化两种形式，而我国处理这方面问题长期显露的是一种偏离法治要求的趋势，是道德超越法定程序法律化。

要证明上述论点，得先从什么是美好生活说起。在新时代，我们要满足的是美好生活需要，情况不同了：一方面，美好生活的基础是美好物质生活，因而仍然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如果社会现实矛盾状况因为量的积累等因素较评估时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就应该进行重新评估，修正原有的评估结论。宪法法律与执政党的党章党纪，是层级和性质不同的两套社会规则体系，它们之间发生交集，是因为它们同时约束一部分人（公民中的党员）的行为。[2]执政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的认识成果，是今后制定法治中国建设基本方针和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因而必将对法治中国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在研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人民的需要时，将上文论及的有效需要与缺乏必要物质条件保障的愿望或欲望加以区分十分必要。

注释: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创新研究（批准号14ZDA014）的中期成果。具体地说，就是应针对具体人群的具体需要，分层次、有针对性、重实效，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这些成本的存在都将显著影响地方立法的传播与推广，因此需要通过机制的创新进行成本控制。(三)确认行政主体地位 有14个案件涉及的地方立法条文主要明确了行政机关或其它管理公共事务组织的职权，法院引用的目的在于确认涉诉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占比19.4%。

事实上，我国规范制定程序针对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具有操作性方面的要求，比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5条第1款规定：行政法规应当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用语准确、简洁，具有可操作性。而赋权确认型的地方立法正是通过补充制度供给上的不足而获得法律适用部门的青睐。

综合来说，在地方立法总体上不被重视的背景下，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正是出于实用性考量才选择援用部分地方立法条款。上文确认行政主体地位规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和部分确定行政处罚或强制行为的地方立法属于此类型。河南省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了地方标准，提供了操作性指南，在实践中得到了反复适用。（五）规定当事人权利义务 该情形是对规定所涉及的当事人法律地位（权利或义务）的明确，共10个案件，占13.9%。

《山东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8条第4款补充了上位法未说明的，因房屋征收部门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时，临时安置费的支付问题。(二)弃用地方立法的机理 本文开篇即已指出，地方立法在实践中被适用的比例较低，这种低适用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被适用的法规数量在地方立法总数中占比较低。

[32]（2013）深宝法民一初字第623号。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资料来源，本文目前仅从司法案例的角度切入研究地方立法条文。

[7]其他学者的调研也从宏观上指出了地方立法在适用中不受重视的现状。[24]（2016）粤03行终334号。

[30]（2016）豫01行终961号。4.小结 通过对适用中较活跃的地方立法的总结，可以发现，凡是被法院适用的地方立法大多具有较强的实用性。[68]根据本文作者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访谈。[6]参见涂艳成：《地方创制性立法之地方性事务研究》，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37页。

举例来说，海事局制定的《常见海事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该条例已失效)针对《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66条(该条例及该条款已修正)的规定，以数学公式的形式设置了处罚基准，又以公式中各项系数、指数的数值大小细化了违法情节，[73]在量化思想的基础上运用了现代数学的方法。从功能角度说，基层工作路线属于政治工作方法，其作用是提高立法的合法性观感，而并非想在立法内容和技术上获得有益启示。

[20]（2013）豫法立二民申字第02038号、（2010）信浉民初字第1727号。在这16个案件中，有8个涉及《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42条。

部分确定行政处罚或强制行为的地方立法条款则增加了地方行政管理方式和管理权限的制度供给，回应了执法部门对执法硬手段的需求。[12]该条明确了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后，机动车的四档不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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